祝贺《区域国别学刊》创刊，相信这个学刊的创立会对学科的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同时也感谢杨丹校长以及北京外国语大学参与国别区域研究的同志们。在几次和杨校长的接触中都能感受到，目前北京外国语大学是在举全校之力推动建设这个学科，这种决心、决定都让我们参与到这个事业中的人深受鼓舞。相信北外一定会在这个领域做出非常突出的贡献。

目前，区域国别学很有热度，特别是成为一级学科以后，关注的人很多，各个高校也讨论得非常热烈。这种讨论非常好，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一定会使学科建设的思路更加清晰，使学科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更有保证。

综合当下的讨论，我感觉首先需要解决一个认识问题，那就是区域国别学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好像存在争议，可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家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当然也就谈不到学科建设。目前的讨论似乎主要是从学理角度来谈的，既有对国外类似学科的介绍，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其中不乏从自身学科展开，谈它如何进入“交叉”的论述，这些都是非常有益的探讨。

今天是我想换一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即不是从学理的角度，而是从功能的角度来看，这个学科究竟是什么。首先我说一点感性认识。我感觉区域国别学是大国干的事，不是所有国家都干，小国不干，中等国家也不干，许多大国也不干。例如，我某次出访某个东欧中等国家的时候，出于世界历史专业的兴趣，就拜访了一个大学的历史系，也拜访了国家社科院。我问他们怎么做全球史、世界史，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在课堂上根本不讲世界史，也不研究世界史，他们说我们最多知道欧洲历史就够了。在其他国家访问时也遇到类似情况。

如果说只有大国才会对“域外”赋予关注，但也不是所有大国都有区域国别学，这有许多例子可举，就细说了。是不是可以说，不唯大、且而强的国家才会产生研究区域国别的需要？这本身是一个问题，值得研究。这里我要说的是，就我所知，在国别或者区域方面，成规模的开展研究的国家只有英国、美国和中国。德国做了一点，大概是上个世纪90年代才开始。如果说只有大国和强国才大力推进这项研究，那么如果拿中国和英国、美国相比，又不一样，而且有很大的不同。英国和美国开展这项研究，他们本身不仅已经是强国，而且都有百年以上的殖民史，他们的已有厚重的域外认知识积累，他们是在这个积累的基础上做区域国别研究的。而我国不同，我国虽然是个大国，虽然现在也可以算是准强国，但我们是从弱国转变过来的，在弱国阶段我们既没有大量积累域外知识的能力，也没有十分迫切的需求，所以我们的基础是非常薄弱的，这一点和当年的英国、美国完全不同。另外还应注意的是，共和国建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建设高速发展，我们由弱转强的速度举世震惊，这就使得我国域外知识基础极端薄弱和如今作为一个大而强的国家所应有的域外认知之间的反差格外显著。这一巨大反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对区域国别研究的需求非常强烈，任务非常急迫。这是区域国别学如今被列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时代背景，对这一点我们要有深刻的理解。

据我了解，刚才提到的英国和美国也不是成为强国伊始就去做国别区域研究的，他们也不是一贯重视区域国别研究。他们开展这项研究是有具体指向的。英国是什么时候开始做区域研究的呢？是她从殖民帝国体制向联邦制转变过程中把它提上议事日程的。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因为原来的殖民地成为平权国家了，英国怎么和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打交道？这些国家又会怎么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如此等等，英国要了解，要有预案，于是先后把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推到学术前台。

美国是什么时候掀起区域国别研究高潮的呢？是冷战时期。按照20世纪50年代美国一篇国情咨文的说法，美国当时要在那些新兴民族国家的每一处田间、每一个山头上同共产主义展开争夺战，这个仗怎么打？要一处一处田间、一个一个山头的研究。她就是为了解这个目的推动并资助区域国别研究的。

从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例子来看，区域国别学是一个问题导向的学问，它不是学术研究的学理延伸，它是承载具体功能的，它当然需要学术创新，但它是为实现其功能而创新的，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它要办事，而且是为了办成事而存在的。

如果说当初英国和美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或者说是出于形势需要才开展这项研究，那么，我们今天提出国别与区域学究竟是出于什么需求呢？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首先要清楚时代背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国家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当今中国被推向了世界中心，我们要扮演好负责人大国的角色。在这个大背景下，需求是什么？需要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架起文明共生文明互鉴的桥梁；需要为建设一带一路走向目的地的企业介绍该地真实而具体的营商环境；需要为我国文化不仅走“出去”，而且走“进去”，走进人们心理，了解当地的文化产品接受心理；需要为我国开展民间交流、公共外交提供有效的服务。要满足这些需要，我们就应该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限于大国也不限于周边国家——的国情有深入的了解，对他们的文化有深度的解读。而我们现在在这些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既有数量的不足，也有质量的不足。

所谓不足，表现在哪里呢？归根结底是人才的不足，也就是能够胜任上述任务的人才严重不足，同样也是既有数量上的，也有质量上的。怎么办？我想这是当前讨论这个学科建设时首先要想到的问题，甚至要从人才强国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有如下几个想法，提出来供大家参考批评。我觉得这个学科未来的建设点，应该做到：

第一，把分散的人才聚拢起来。我们是很缺人才，但并不是没有人才，只是他们分散在不同的角落，既有在职的，也有退休的，既有在国内的，也有在海外的，当务之急是把这些人才的情况摸清楚，开放“旋转门”，建个人才数据库，以备不时之需。

第二，把现有的人才用起来。这与第一条是衔接的。建数据库不是目的，使用人才才是目的。库里的人才各有所长，有些同志对某些国家的历史和现状有非常深刻的认知，要把这种“潜能”挖掘出来。比如我国退休驻外大使有一个外交官联谊会，其中不少会员非常渴望发挥余热，老有所为，惜乎无人求教。

第三，把一线人才打造出来。这是一个交叉学科，一线教研人员，从某种程度来说，都是“转行”的，谁也不是区域国别学“专业出身”。如何转型，如何选择“转换”的切入点，这既是学者个人的事，也需要各级管理者给予政策上的引导和鼓励。比如今年教育部留学基金委就做得很好，预留200个出国深造名额，专门支持国别区域研究，持续支持三年。

第四，把未来的人才培养起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坦率地说，我们称得上“×国通”的专家是极少极少的。而没有这种级别的专家，我们就无力承担本学科负载的功能，无法高质量完成本学科肩负的任务。这种专才应该从现在，甚至从本科阶段就要有意识的物色， 在研究生阶段制定专门的培养计划，着力打造。

目前有关高校争取拿到本学科学位点的积极性很高，这是一种积极现象。但现实地讲，目前我国能凭本校一己之力满足本学科高质量培养全部需求的高校少之又少，而国家的需要，也不可能仅仅依托这几所高校来完成。所以，校级之间的合作不可缺少。我和杨丹校长讨论过，推动区域国别学，外语院校的参与是不可或缺的，但外语院校也不可能独立完成所有任务，需要合作。现在已经出现了多种合作模式，所遇到的问题是，合作与协同尚未得到足够的政策鼓励，因为目前的评价体系是“校本位”制，两校以上合作，成果算“谁”的？学位点给“谁”？这对教育主管部门来说，是个挑战。相信各级主管部门能够以“破五唯”的精神，成功应对这个挑战。

区域国别学是一个新生事物，还在探索当中，以上意见粗疏浅陋，散漫无章，期盼方家批评指点。

（作者：刘新成，全国政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