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8月2日，北马其顿庆祝的先知以利亚日起义（Ilinden-Preobrazhenie Uprising）到底是近代以来马其顿人解放愿望的初次表现，还是保加利亚人反对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抵抗运动的一部分？1944年同日成立的马其顿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大会（ASNOM）的历史使命到底是想要从谁的手中解放，是从轴心国保加利亚军队的占领中解放一个南部的斯拉夫民族国家，还是解放二战中试图实现国家统一但失败后站错立场的保加利亚同胞们？对两个问题的对立回答界定了保加利亚和北马其顿两国官方及公众就“共同”历史的核心争议。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历史争议问题，即两国的国家英雄德尔切夫（Goce Delchev）到底是保加利亚人还是马其顿人（只是口头称自己为保加利亚人）？19世纪成立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VMRO）是马其顿的，还是仅地理上是马其顿的而民族上属于保加利亚的？同样，中世纪保加利亚沙皇萨缪尔名义上是保加利亚人还是马其顿人？

1991年马其顿宣布独立后，两国的历史争议长期以来较为低调，到2018年普雷斯帕协议签署之前，北马其顿实现国际承认的主要障碍还是在于与希腊的国名之争。但是，北马其顿在与周边国家的历史争议中，与保加利亚的争议可以说是最难解决的。对于争议产生原因的解释，布伦鲍尔援引了弗洛伊德的“小差异自恋”（narcissism of small differences）；有些学者认为，巴尔干国家生活中的历史主题经常过度重现，而与此相关的观点是，历史思想教条取代了匮乏的政治远见。宏观上，这种心理分析的论证可以适用于所有还没进行“去巴尔干化”的国家，目前保加利亚和北马其顿的争议就是国际关系中历史主义的经典问题。

2017年两国总理签署了关于解决双边问题的睦邻友好关系协议，但因为保加利亚政坛连续三年不稳、欧盟对扩大政策失去热情等问题，保加利亚以历史争议为由封锁了北马其顿的入盟进程。两年后，两国仍未解决双边关系的“去历史化”问题，民调一直报道两国公民对彼此的反感度逐渐增加。去年和本年年初，因纪念共同的历史人物存在争议，如德尔切夫，还引发了双边关系紧张。不久前，北马其顿对一名自称保加利亚人的公民发动暴力袭击也导致了短暂的外交紧张，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同时也加剧了北马其顿人对于国家关键目标的实现仍然受制于别国的担忧。

2017年两国的友好协议包含制定北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共同历史”以及成立有关历史和教育问题的联合委员会。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让两国专家们讨论两国之间存在的历史争端，同时为两国历史教科书的修订提出建议，并向两国政府合作庆祝历史性事件提供建议。北马其顿和保加利亚国内外学者的目标都是实现历史的非政治化。但在过去两年里，北马其顿一方认为，保加利亚在试图强加自己对“共同历史”的解释权，认为从9世纪到1944年两国的共同历史是保加利亚的历史。其后，南斯拉夫在保加利亚语的基础上发明了马其顿民族和马其顿语。保加利亚关于马其顿地区历史的主流叙述可被称为一种民族浪漫主义，拒绝接受对马其顿地区的不同看法。保加利亚政坛和学术界存在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他们对官方政策进行了强烈批评。去年9月，包括托多洛娃在内的30名知识分子签署了一封联名信，反对保加利亚对北马其顿的官方政策。但是，在政府长期不稳并易于受民族主义影响的保加利亚政坛中这些声音太微弱了。

北马其顿的社会、政坛和媒体情况与保加利亚相差不大，主流叙事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一些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共同历史是不可分裂的、相互交织的，就会被指控背叛国家历史，而国家向公众发布的信息非常排外。媒体上反对两国友好协议的声音更是热闹，甚至声称马其顿与保加利亚的历史、马其顿人与保加利亚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虽然目前保加利亚通常被视为固执己见的一方，但奇怪的是，从霸权主义和欧盟机会主义角度下审视共同历史中的“共同”之处时，马其顿民族主义则似乎没有那么包容了，因为马其顿史学自建立以来的发展始终基于一种史学神话，“马其顿浪漫主义”可能更加具有排外性。

马其顿在二战前的民族身份模糊且有争议，后来保加利亚占领马其顿时，马其顿才出现了一场由南共支持的重要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当初马其顿主义的建构带有反保加利亚的倾向。直到1944年，名为“马其顿”的政治实体才出现，马其顿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其顿才开启了建国进程，其中建构马其顿主义史学的工作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这一过程的结果是，马其顿领土居住的大多数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人口都被称为“马其顿人”。1948年，苏南决裂后保马两国就马其顿认同的分歧加剧。马其顿史学视保加利亚占领时期为外国外族统治时期，而保加利亚继续否认马其顿民族的存在，声称马其顿语只是保加利亚方言。

建构马其顿主义史学的第一代史学家像东南欧其他国家一样把“马其顿民族复兴”的过程追溯到19世纪，称当时的知识分子开始将马其顿语言和民族与其他南斯拉夫语言和民族区分开来。成立于1893年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和1903年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先知以利亚日义是被认为是该时期马其顿民族意识最重要的政治表现。随着南联邦时马其顿史学的日益制度化，马其顿民族的起源被向前推进了到中世纪，由于保加利亚史学不断否认马其顿独立国家、语言和民族的存在，马其顿历史学家试图将马其顿民族和语言与保加利亚历史分开。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开始，马其顿民族历史可以追溯到7世纪，马其顿科学院1969年出版的《马其顿人民史》提出马其顿人是从多瑙河来到巴尔干半岛的，而不是像保加利亚人声称的从伏尔加河而来。此外，一个学派还给出了保加利亚沙皇萨缪尔实际上是马其顿人的论证。

90年代独立之后，马其顿民族起源神话出现了重大变化，导致古代马其顿人也成为民族话语建构的主题。这一变化是对希腊反对马其顿国名和国徽做出的反应，马其顿历史学家质疑希腊对古马其顿领土及其象征的专属所有权。这一变化也可能与保加利亚的史学研究趋势有关，保加利亚降低了对其斯拉夫传统的重视，而把研究重点放在了古代色雷斯祖先身上。

南联邦时期的史学为马其顿主义与历史的结合创造了合法关系。基于阶级斗争的民族解放叙事是将保马共同历史人物马其顿化的方式。就像二战的历史问题一样，先知伊利亚日起义在马其顿主义史学中将保加利亚民族主义清除出去。南联邦解体后，马其顿主义与南斯拉夫主义也要进行分离。北马其顿新兴政党对历史有自己的看法，并凭借历史解释使自己的政治计划合法化。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历史修正就是恢复二战后马其顿民族活动家的名誉，二战期间，这些人因反共、亲斯大林或过于民族主义的观点而受到南共迫害，历史学家强调了这些民族活动家的贡献，称他们不是为了马其顿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而战，而是为了建立一个一统马其顿三个部分（即瓦尔达尔、皮林和爱琴海马其顿）的独立国家。

北马其顿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党呼吁重新审视马其顿古代历史，批评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先前对马其顿主义的影响。他们建议不应该严格地将所有保加利亚因素排除在马其顿民族叙事之外。这场激烈辩论的主题之一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问题。南斯拉夫研究马其顿民族的史学家认为该组织是保加利亚扩张主义的反动势力，并强调该组织对保加利亚保守派的支持、与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和纳粹德国的接触以及对保加利亚民族认同的表达。而新成立的右翼政党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马其顿民族统一民主党（VMRO-DPMNE）开始反对这种对于马其顿历史的亲南斯拉夫解释，在政治上与后共产主义政党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SDSM）的“亲南”叙事进行较量，呼吁与南斯拉夫的过去彻底决裂。

这两个政党目前仍是北马其顿政坛的主要政党，但其原来的“亲保”和“亲塞”立场经过北马其顿史学家引导，发生了细微变化。在与保加利亚关系恶化的同时，北马其顿与塞尔维亚的关系进入黄金时代。民调证实，近三年中，塞尔维亚是北马其顿最受欢迎的邻国，两年来两国在领导人层面联合组织纪念圣以利亚日的节庆活动。在这一情况下，北马其顿政党也调整现实策略，“亲保”的马其顿主义已经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马其顿民族统一民主党等右翼民族主义党派的官方话语中几乎消失。但是，“亲塞”和“亲保”的不同话语都是北马其顿政坛编织的神话。若北马其顿与保加利亚的关系突然改善，或与塞尔维亚的关系突然恶化，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在北马其顿的对外政策和历史解释中的角色将会对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