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全国涉农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给我校科技小院学生的重要回信精神，讲好学校师德故事，党委教师工作部在9月师德师风宣传月开设专栏，持续推送“培育青春力量 争作强农先锋”第三届师德故事获奖作品，并与广大教师共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奋力推进“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积极践行“强国先强农、农大作先锋”。

（董伟，1923—1995）

董伟，曾用名董占魁、董梅君，山东省冠县（原堂邑县）人，家畜繁殖学家，教育家。1923年8月21日出生。1946年毕业于西北农学院畜牧兽医系，获农学学士学位。1957年赴原苏联莫斯科全苏畜牧科学研究所生殖生物学实验室研究动物繁殖学，1960年获生物科学副博士学位。在我国创建马匹人工授精站，最先试验采用直肠检查方法判定母马发情和妊娠，使其马匹受胎率达到了当时的国际水平，并首先开展了牛、猪同期发情的研究，最早进行牛精液冷冻和牛胚胎移植研究工作，在家畜繁殖生理方面开展了多方面的研究，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的动物繁殖学科作出了重大贡献。

心系“国家事”，以国家需求为己任

高中求学时期正值中华民族处在灾难最深重的时候，他不堪忍受日军的侵略压迫，与数位同学结伴离开家乡，经皖北、河南流亡到抗战后方。一路上他目睹了占领区日军的暴行，也目睹了抗战后方农民贫困如洗，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悲惨景象，激起了他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仇恨，同时也感受到了一个大国由于贫穷落后、软弱而不能抵抗日寇侵略的耻辱。为此他发奋读书，在大学学习期间，他不仅对自然科学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对外语、天文、地理和历史也颇有兴趣。大学生活不仅丰富了他的科学文化知识，同时也激起了对伟大科学家的崇敬之情，此时他已为自己选择了一条科学强国、科学救国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加速家畜品种的改良，农业部和北方一些省、区政府举办了不少家畜人工授精技术干部培训班，他以极大的热情多次承担了教学和技术指导工作。为了配合人工授精技术的推广，他把自己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放在了人工授精技术的改进上，先后对新引进考力化绵羊发情周期的观察、羊采精次数与质量的关系、马匹精液稀释的比例、精液浓度比色管的研制、张北地区蒙古马发情规律等课题进行了广泛地研究。此外，在50年代翻译出版了 《家畜妊娠及不孕之诊断》以及《马匹配种原理》两本书，这对当时我国人工授精知识和技术的普及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为了能更多地了解国外学科的发展情况，他作为我国较早的高级访问学者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进行猪、羊精液冷冻保存的合作研究，他先后访问了加州大学戴维斯(Davis)分校、康奈尔(Cornell)大学，进行家畜繁殖教学和科研工作的考察，并应邀作了学术报告，还考察了美国依阿华州的两处猪人工授精中心，一年的访美，不仅丰富了信息，而且也看到了我国动物繁殖学与先进国家的差距。

50年代初，我国马匹主要是役用。随着全国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需要马匹的数量也有了很大增长。显然推广人工授精是发展马匹生产的好方法。为了抓好马匹人工授精技术的示范、推广和服务工作，董伟和同事们一起在河北省张北县建立了我国最早的马匹人工授精站。从1951-1955年，他每年3月都要去张北基地进行人工授精试验和推广工作。当时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十分艰苦，但他一待就是半年。辛勤的汗水没有白流，他最先试验采用直肠检查的方法，判断母马发情状态和妊娠诊断，从而准确确定授精时间，减少授精次数，降低精液的用量，使马匹的受胎率由原来的30%～40%提高到50%～70%，达到了当时国际的先进水平。这项技术后来很快为全国所有马匹配种站普遍采用，并延续使用至今。

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是牛胚胎移植技术发展较快的时期，不少发达国家已将该项技术转化为商业化生产，如何发展我国牛胚胎移植技术已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配合我国牛胚胎移植的发展，这时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放在了与胚胎移植有关的研究上。他作为主持人在全国率先进行了牛胚胎移植的研究，并在全国最先应用黄牛繁殖奶牛获得成功(1984年春)。此后详细地分析了我国奶牛发展的形势，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在我国利用黄牛资源作为奶牛胚胎受体繁殖奶牛犊，发展奶牛业的战略设想，并利用多种机会加以宣传，短短几年，这一设想已被全国不少地区所接受，利用黄牛先后繁殖奶牛约2 000～3 000头。

进入90年代，生物技术特别是分子生物技术有了日新月异的发展，他认为，生物技术是将来的发展方向，一定要抓住，但由于受我国财力的限制，我们还没有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投入巨资进行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因此，在集中有限的财力进行生物技术研究和开发的同时，还应重视实用的繁殖技术和生殖生理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很快应用于生产，周期也短，符合我国国情，不应偏废。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应忘记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尽快发展生产力，解决生产中的问题，是我们科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董伟先生（前排左四）和同事、同学们

鞠躬尽瘁，献身教学，著书立人

自1974年调到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任教以来，他一直活跃在教学的第一线。1978年他主编了由全国6所农业院校教师合编的全国农业高等院校畜牧专业统一教材《家畜繁殖学》，1989年他又主编了修订版，该书获得了国家教委颁发的全国优秀教材奖。他还主编了 “全国农业院校动物繁殖专业研究生培养方案”。此外，还开设并主讲了研究生《家畜生殖生理进展》和《家畜繁殖技术》两门专业必修课。由于这两门课程没有固定教材，所以每次讲授之前，他都要查阅大量的文献资料，力求将本专业国内外最新的进展介绍给学生。在讲授中他还注意采用启发式的教学方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每次课程结束时都要求学生写出专业综述文章，不仅提高了学生专业英语的阅读能力，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综合分析和写作能力，收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即使在他被确诊为肺纤维化疾病后，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完成教学任务，表现出忠诚教育事业的崇高品德。1987年他所开设的研究生必修课获得了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课堂教学优秀奖。他还十分重视研究生动手能力以及社会工作能力的培养。针对研究生中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有意识地把一些实验工作放在基层去做，这不仅提高了研究生动手及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且也使研究生有了一个接触社会的机会，增强了他们对国情的了解及社会责任感。多年来他先后培养了10名硕士研究生和6名博士研究生，另有4名留学生。这些人中有的已成为各单位的专业技术骨干，有些仍然在国外留学深造。

在教学和科研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他还长期承担了大量的社会活动，经常工作到深夜。自1978年至1991年，他一直担任着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常务理事，参与学会重大事件的决策工作；1980年以来，他先后担任中国动物学会生殖生物学分会理事，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繁殖研究会（现称分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北京市高等院校高级职称评议组（畜牧兽医专业）成员，河北省牛胚胎移植中心科学顾问，《畜牧兽医学报》副主编、主编等职。在他的积极倡导和组织下，畜牧兽医学会动物繁殖研究会终于得以成立。该研究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动物繁殖研究已经迈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研究会每年的学术研讨越开越好，水平和参加人数都有较大的提高。他因病住院不能亲自主持学术讨论会，但仍然给予研究会很大地关注，多次在病床前听取研究会领导的汇报，商讨研究会发展的重大事宜，他这种兢兢业业的精神，使很多与他共事的同行深受感动。他为繁殖研究会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1989年他经常感到身体不适，后经医生确诊为肺纤维化。此后，由于过度劳累，病情不断加重，多次被送进医院治疗，每当领导、同事和学生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总是要求先听取学校、学院和教研组的发展情况，然后感叹万千。在他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以惊人的毅力主编了25万字的 《汉英畜牧专业词汇》。他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 ·农业卷》畜牧学科的副主编，亲自参加该卷有关家畜繁殖三项词条的撰写工作，共1万字。由于他在编纂该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1993年12月他收到了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荣誉证书。此外，他还但任《中国农业百科全书 ·畜牧卷》动物繁殖学科主编，并撰写了28个词条，约3万字。这些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凝结着他所付出的心血。

1994年初，他的病情更有加重，由于肺功能的下降，使他的生活完全丧失了自理能力，每迈一步或吞咽一口，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这时，他已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工作了。为了使自己花费多年积累起来的资料能够发挥作用，他让家人和学生帮助他整理了大量资料和图书，捐赠给校图书馆、教研组以及他的学生，作为他对动物繁殖学的最后一份贡献。

董伟先生（左四）和同事们

勤奋专注，追求真理的精神财富

董伟先生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感受到他办事的认真态度。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本着科学的态度对论证、评审及鉴定的内容作出合乎客观的评价，不仅维护了职称评定、科研成果鉴定以及项目论证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同时也维护了一个科学工作者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受到了同行们的尊敬和钦佩。他对学生，从学习、生活、思想都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每次为研究生确立论文题目时，总是考虑学生的专长，兴趣爱好。与学生讨论共同确定论文题目及实验方案。工作中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每当研究生完成论文后他都要逐字审查，直至每个标点符号，对错误亦进行修改。这种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从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勤奋是每个人走向成功之路。董伟能够成为本学科公认的学术带头人，就在于他的勤奋好学。走进他的家，看不见一件豪华的家具，有的只是那摆满书架里的书。80年代以来，动物繁殖专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量的边缘学科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层出不穷，这也激励着他更加勤奋地学习。他把几乎全部的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和写作上，常常是工作到深夜。即便是在住院期间也没有放弃学习和工作，致使医生不得不多次加以劝阻。正是由于他数十年如一日如饥似渴坚持不懈地学习，使他始终能够把握住本专业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并获得了丰硕成果。他曾先后在国内外各种学术杂志发表论文和研究报告近70篇，其中有相当多的是在“文革”以后发表的。此外，他所主编的《家畜的生殖激素》，也是在“文革”后才完成的。他的那种永不满足，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骄不躁、平易近人的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后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