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大鸣 1963级

作者的话：我与林木仁是北京邮电学院无线电系3—2大班W82班同班同学。林木仁同学前期开发的一台样机安放在浙江富阳，我陪同参加了选址、测试、性能评估等等一系列工作，所以对木仁同学和直放机有一定的了解，希望通过我这双眼睛来认识他们。此外，我们大班1965年至1966年期间留校参加教改，学校专门给我们配备师资，这段学习生涯对我们日后参加工作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希望通过这篇短文会给大家帶来思考。

国产直放机的诞生

所谓“之父”一般来说就是某个领域的开拓者，开拓者一定具备超越常人的素质，林木仁同学在大学学习期间，特別是在教改期间，他对知识的渴望、钻研以及非凡的动手能力、热心帮助他人给同学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生话艰苦朴素，衣着简单，常年赤脚穿着一双解放鞋。他是同学中公认的综合素质出众的佼佼者，几十年过去了，在我们同学中依然留下不可磨去的印象。

1985年我国开始建设移动通信网络，设备清一色全进口，甚至连铁塔用的螺母也要坐飞机去美国拿。手机基站幅射距离有限，稍远处、边角处都收不到，发展用户就遇到了困难，为了拓展用户数就引进了“双向同频中继器”（后来被林木仁他们改名为“直放机”）。

1989年美国半岛公司带着15W双向同频中继器进入中国，先前与广州、上海、北京移动冾谈，广东移动局率先购买了叁台，成交价2.9万美元每台，安装后效果不错，想再购10台，这时美方把价格上漲到3.5万美元每台，时任广东省邮电管理局总工兼广东省移动通信局局长吴家浜责问美方为何提高售价，美方傲慢地回答：“因为中国人造不出来！”当时，年高已59岁的吴先生气得浑身发抖，向全国同行呼吁：“谁能制造移动电话双向同频中继器……”。另一位中国移动通信元老、时任上海长途电信局总工李复民先生也向中国科技界多次发出呼吁：“研制中国人自己的峰窝式移功电话同频中继器。”这位老先生从1985年起就呼吁了好几年，跑遍了邮电部、机电部所有有无线电研究实力的单位，没有一个单位敢承接此项工作，研究之余他为此还专门出了一本书。

当时在福建省邮科所的林木仁同学和另外一位也是北邮无线系毕业的校友听到此消息义愤填膺，决定奋起抗争，为中国人争这口气！他们的申请很快得到所、省局领导批准，立刻成立以林木仁为组长的三人小组，从1989年11月底到12月底，整整一个月几乎是晚上在火车上睡，白天做调研，跑遍了国内十几个相关单位访问了近30位知名的无线电专家、学者、教授，但得到的意见十分一致：“不能做！做不出来！工业基础太差。900MHZ这个频段从器件到材料全部空白。比和关键器件线性功率管，我们要求输出功率15w以上，但我国95攻关项目才3w。欧美对我国进行封锁，所谓‘巴统协议’超过5w不卖给中国。大功率（耐受功率200w以上）高抑制度（帶外抑制90dB以上）高平坦度（带内平坦度0.5dB）滤波器国内没人做过……”甚至电缆连接线，国内产品表面泄漏最好的只有60dB，而我们整机增益在95dB以上，这就意味电缆皮泄漏的信号就足以使整机自激！

国内无人攀越的困难就摆在面前，是进还是退！林木仁率领的团队只相信自已从不屈服的坚强性格，买不到就自已亲手制作，半年时间，不分白天黑夜，他们硬是用手锯、手锉，把关键器件一件一件地制造出来。60—70根钢锯磨钝了，十几把钢锉磨平了，双手都磨烂了，戴着手套照样干。历经13次失败，终于在1991年12月制造成功了，在现场安装试验效果很好，覆盖了一个县城。

1992年4月18日由邮电部组织的鉴定大会在福州举行，现场测试结果有4项指标超过美国半岛公司。

鉴定结论是：“技术水平达到了90年代同期国际水平，填补了国内该项技术空白。”

中央电视台在1992年5月10日晚7点新闻联播中播放了鉴定实况和林木仁在鉴定会上的发言。第二天香港四家报纸同时开登此条消息，为亚洲人也能制造出移动电话直放机拍手叫好！

直放机项目还申请了二项专利：1、直放机实用专利，专利号95203771.8；2、滤波器发明专利，专利号95102246.6。

该项目已获得1992年福建省邮电科技进步一等奖、1993年邮电部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年福建省邮电科技进步三等奖、1998年福建省邮电科技进步三等奖。

林木仁本人已获得1992年至1993年度福建省邮电管理局一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他也因长期从事移动通信直放机工作最终于2014年11月25日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的荣誉证书，证书上这样写道，“鉴于您在所从事的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经国务院各部委联名推荐，我部严格审查，特授予您“中华民族年度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直放机研制成功仅仅是万里长征走出的第一步，后面更艰苦的推广应用工作正在等待着林木仁团队。1993年被邮电部定为“八.五”科技成果重点推广项目，1994年又被国家科委定为“国家级重点技术成果”国务院为此发了公报（1994年总164号）。

站址的选择，覆盖效果能达到什么指标，这关系到无线信号传播、覆盖预测，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世界上还没有现成的理论，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当时移动通信局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如北京移动局动用了80余人，测试了8个多月得到了上百万数据，用大型计算机进行测算，得到了北京地区每降低一个楼层信号衰减0.5dB，但这个结论拿到上海就不行了，因为上海的房子密度、高度、结构都与北京不一样。为了加快国产直放机推广应用，林木仁从1993年开始带领十几个人跑遍了十几个省，上山装站（或是铁塔、屋顶），下山测信号，晚上汇总数据，终于在3个月后写成了《900MHZ移动电话直放机勘察设计、安装、调试》一书，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一套预测办法。其间的艰辛就从此书前言的表述中可见一斑。以下内容就摘录自林木仁亲自执笔的前言。

“每天，当我完成了勘察安装的一天工作回到旅馆，大约都在夜里9点左右，我很想放松一下劳累了一天的身子，腰酸、腿痛，实在不想再动。然而，同志们在荒山野岭中艰苦跋涉的形象，高山、陡坡、悬崖、绝壁，夏日的酷暑，冬天的寒冷，暴雨浇透了我们全身，冷风又吹走了全身热量，1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踏过了十几个省，累计行程数万公里，我们爬过了无数座山头，我们爬上了近20座几十米的铁塔，总高度有1千多米，为了直放机的推广应用，同志们与我一起忍受了多少辛劳和危险，一幕一幕使我不能平静，我只能用意志驱走疲劳，坚持着，一天一天，终于在3个月后今天写成了这本小册子，它虽然还很粗糙，但却集中了同志们各种创造和智慧，……”

“最近，我们在浙江攀登一座590米的绝璧山峰，为了测试山顶上的基站电波强度，为了赶在太阳落山之前能下山，我们不得不选择很陡的前山攀登，我们雇了一个农民向导，一行5人，没有路，草己长到胸前，登了几十米就进入乱石坡，同志们艰难地用手抓住较大的石头，一步一步试探着前进，每时每刻前面的人都有可能踩动石块砸在后面人头上，我们互相提醒着，前进着。越往上山越陡，最后进入直上直下的悬崖区，手脚只能勾进石缝中，突然，有人哭出声，大家回过头看去，看到57岁的某工抱头在哭。他因为看了一下山下，吓坏了。一个大老汉哭出声来，同志们紧张极了，不约而同地把脸转向我，问道，“林工，怎么办？”我看已爬过的山坡，全是坡度大于70度的险坡，退回去是不可能的！因为下山比上山更难！向上望去还有100多米90度的悬崖，向上爬虽危险但还有希望，向下退，时刻都有滚落的可能。时间不允许商量，因为每个人插在岩石缝里的手脚支撑力都有限，一旦力尽就无可挽回，上！我大喊一声，随着哭声停了，一百多米悬崖爬了近一个小时，每个人都气喘嘘嘘。虽然，浙江初春还很冷，但我们全身像浸入水中被汗湿透了。”

上述两段记录是林木仁于1993年4月在浙江海盐县政府招待所里写的，我并未作文字上的修改，只想将当时情形真实地展现。

我与木仁算是接触比较多的，也比较说得来，记得那年把一台样机放在浙江富阳测试其各项性能，我全程陪同，有一次去山上测试直放机室外极限耐温，浙江的夏天够热的，室外气温近40度，直放机放在山顶的一间铁皮房内，屋内温度达60—70度，个个赤膊只穿极少的衣服，汗止不住地往下流，完成测试下山时个个都像刚从水里捞起来的，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了，至今依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木仁每次来杭州办完公事总会给我打个电话约我小聚一下，互相聊聊工作和生话的事，他时常会给我讲些“趣事”，有一次他从成都坐飞机去拉萨，要在拉萨八角亭那里装直放机，一到拉萨就拉着电信局接待同志马上到现场，接待人员告诉这样是不行的，必须先休息三天，适应高原气候环境。林木仁自已的工作日程是安排非常紧凑的，哪肯浪费三天宝贵时间，坚持立刻开工，三天后直放机装好了，现场效果很滿意，但自己却病倒了，头昏眼花四跂无力，住进了医院。他跟我讲起此事，没想到高原反应会如此的强烈。木仁同学身体力行，一年有300天在外奔波，直放机项目是野外、山顶、高楼楼顶的无线工程项目，其艰苦危险程度是非常人所能想象的。1991年9月直放机批量投产，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产品己经有30几个品种，直放机已经发展成一个产业，从业人员已有20余万人，年产值超过500亿元。这也彻底地把国外直放机产品从中国这块土地上挤了出去。

国家去年十一月正式颁发“中华民族年度模范人物”称号，他和他领导的团隊的工作业绩得到国家各部委的肯定，所以我们应该自傲地说：“国产直放机之父一一林木仁。”

在结束此文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现象，我们3—2大班不只出了个林木仁，还有叶酉荪、徐云鹏、王和平、邢振文等等一批非常有作为的同学群，回顾母校北邮五年的培养和教育，特別是一段留校教改的经历，学校专门为我们挑选配备师资，从讲课、进实验室、做实验、写实验报告、分析实验数据，特別强调培养我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课余时间我们班的同学也非常喜欢装无线电收音机、甚至电视机，老师们也时常围坐在我们周围，关心我们、指导我们。我们大班同学非常喜欢文体活动，特別喜欢跑长跑，大班组织象征性长跑男女同学都参加，有时辅导员也会参与，强壮的身体素质为日后工作打下了基础。在我们大班出现那么多的偶然现象是否存在必然性，我不是教育家，也不是社会活动家，到现在我们是否要回过头去观察、分析、评估那段留校教改经历，值得我们思考。

我认为教育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培养一批热爱祖国、报效祖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年青人，教育必须与生产实践（含人类社会文化）相结合，培养有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有创造性思维、创造性成果的年青学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025年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

2015年6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