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高攸纲

由于工作需要，在决定派往苏联通信院校进修教师的名额中，除二系（原无线系）的陈通及一系（原有线系）的胡健栋外，北邮校领导又增派我去苏联进修通信线路课程，这样我们三人就从1956年春季开始练习俄语口语，任课的老师是刚从苏联回国定居的王金索同志，她文化程度不算太高，但在苏联多年，教简单的日常生活口语还是没有问题的。学了半年，苏联又派来了两位专家索伦仲及耶尔马可夫到我院工作。他俩及夫人就住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于是领导又决定让我们三人跟专家夫人学习俄语。每天上午我们三人各自在校自学，下午步行到友谊宾馆听专家夫人讲课。选用的教材是《三个穿灰大衣的人》，在宾馆我们每天要用俄语复述书中的一段内容，有不对的地方，专家夫人随时给予指正。学完这本书后，接着又学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直学到1957年初夏，我们口语算是基本过关了，而俄语阅读能力对我们三人来说，也没有太多问题，毕竟我们三人几年前已翻译过多本俄语通信专业教材。这时高教部通知我们可免试俄语直接赴苏联进修，但由于工作需要等原因，最后只派我与陈通赴苏进修，而胡健栋则被留校担任电工基础教研室主任。当时正进行反右派，学校停课，直至8月下旬，学校领导才为我与陈通赴苏学习举办欢送会。党委秦华礼副书记（后调南京邮电学院任党委书记）及朱贻先助理（后调四川绵阳任九院党委书记）亲自到会，勉励我们好好学习报效祖国为北邮争光。印象较深的是朱助理还亲自给我削了一个苹果，当时心情非常激动。9月初告别了北邮我们登上了北京至莫斯科的列车，奔赴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记得当时叶培大、刘宜伦等知名教授都曾去北京前门火车站为我们送行，在站台上一一握手告别。

火车行了8天7夜到达莫斯科车站。早在站台上等候我俩的是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副院长库斯曼诺夫教授，他首先迎上前来与我及陈通握手致意，并告知我俩的行装将由学校另派人提取，而让我俩同乘他的轿车直奔学校为我们安排的住所（其他同车来苏联进修的教师看到这种情景都很羡慕我与陈通会受到这样的热情接待）。

在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我的指导教师是该校电信线路教研室主任柯普提夫教授，他很热情，但对我业务要求却很严格，理论及实际知识都不放松，一方面布置我写电信线路课程的教案，试作课程设计，另一方面又让我去莫斯科电缆厂及列宁格勒电缆厂实习，假期还安排我去高尔基通信干线维护局、列宁格勒铁道设计院、交通部铁道科学研究院及邮电部中央邮电科学研究院等单位了解苏联电信线路相关的设计、制造、维护及科研状况。在苏联两年我先后去了六个单位访问实习，而就在这些单位的访问实习过程中，我增进了不少知识，这大大有助于我日后完成的科研课题。虽然组织上对我们这批进修教师并未明确提出在科研方面的要求（毕竟只有两年时间，而副博士学习年限却长达4-5年），而只是要求学习苏联的先进教学经验并掌握进行科研的方法。但我通过两年的进修，除教学方面外，在防止外界电磁场对通信回路影响的科研领域也已陆续取得多项成果，对前人工作有所突破，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我已连续向苏联电信界有影响的刊物《电信》投送两篇论文（分别于1959年第11期及1960年第2期正式出版）。苏联校方及我的指导老师都给我的论文成果作出很高的评价，还把我求得的磁耦合互感计算公式称为高攸纲公式。苏联中央邮电科学研究院米哈依洛夫教授并曾把这些成果推荐至国际电信联盟，经国际知名专家评审通过后正式列入1963年出版的CCITT防护导则，以方便工程运算。

在苏联期间令我终生难忘的是1957年毛主席与我们留苏学子在莫斯科大学的亲切会见。由于莫斯科电信工程学院离莫斯科大学较远，接见的那天，我们赶到莫斯科大学礼堂时已没有座位，只好站在两侧走廊上，伸长了脖子，目睹伟大领袖神采奕奕的风采。“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们与苏联有个分工，苏联要赶超美国，我们要赶超英国！”巨人的声音，影响了我们一代人生，我始终铭记伟大领袖对我们寄予的厚望，而今我国早已超越英国，国民经济总值已跃居世界第二位。我们中华儿女们，正为振兴中华实现美好中国梦的大道上不断奋勇前进。

转自：《北邮老年》2014年12月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