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北医⑾—十年浩劫（1966–1976）时期的北医

一、打倒一切，全面破坏

学校正常秩序被全面破坏 6月13日以后，我院很快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大串联”的风暴，乃至抄家，抓人。学校工作，除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后勤工作外，几乎停顿。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我院两派“造反派”互相争夺学校党政大权和舆论工具，派仗不止。全院一片混乱。

1968年9月，院革委会成立。原院一级党政领导干部无一人被“结合”。革委会机关设办事组、政工组、医教组和院务组。1971年成立党委会，未另设机构，与革委会政工组合二为一。经过17年实践证明是适应学校建设需要的医学教育管理体制、组织制度，均被视为“修正主义”而被废除。长期从事机关管理工作的干部，绝大多数被排斥在革委会机关之外。特别是一些业务技术（教、医、研）管理部门，也多由工、军宣传队成员主持。他们既不懂医学专业知识，又无高等医学教育管理经验，有的甚至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业务工作无从开展。建国后十七年建立起来的正常秩序被全面破坏。

广大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遭到严重打击和迫害 院革委会成立后，开始“斗、批、改”。10月，全院“清理阶级队伍”，一千多名党政领导骨干、专家教授和教职工被立案审查。院一级党政领导无一幸免地被打成“走资派”、“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有的被说成“假党员”、“特务”、“自首变节分子”；一些有名的专家学者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不少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打成“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他们都被剥夺了从事原来工作的权利，有的被关进“牛棚”，由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有的去打扫厕所，清理楼道及其他卫生工作；有的从事杂务。在整党中，有的党员被开除了党籍，甚至“永远清除出党”。从而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混淆了敌我，搞乱了教职工队伍，严重损害了知识分子和职工的身心健康。

在此同时，成立了“五七劳动学校”，在“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声中，先后有1042名教职工“下放劳动”。最长者达三年多，短者半年或一年。名为“干校”、“劳动锻炼”，实际上形同劳改队，推行“左”的一套，对知识分子和职工进行惩罚。

污蔑知识分子是“挖社舍主义墙脚的资产阶级分子” 1971年8月，“四人帮”抛出了对全国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他们不顾十七年来我国教育战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不顾广大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基本事实，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战线的工作。污蔑十七年培养的知识分子，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资产阶级分子”，“基本上对社会主义经济起破坏作用”。“四人帮”的“两个估计”，给广大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套上了一副沉重的精神枷锁，给我国教育事业，给我院的建设和发展带来长期恶劣影响。

排除“四人帮”的干扰，落实干部政策 1968年，毛泽东发出指示，要“解放干部”。1969年10月16日，原党委代理书记、副院长马旭、院长胡传揆、党委副书记、副院长张思齐、党委副书记吴静，副院长吴朝仁、朱章赓被“解放”。1971年8月，马旭、朱章赓被任命为院革委会委员、常委。

“林彪反革命集团”垮台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排除“四人帮”的干扰和阻挠，加速落实干部政策。至1972年底，医院一级党政领导，先后获得“解放”。大批专家、教授和教职工，也相继得到平反。至1974年，马旭、曹瑞、李震中，先后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马旭、胡传揆、朱章赓、米勒、柳厚田、魏颖为院革委会副主任，吴静、刘波、柳厚田、魏颖、李密为党委常委。

调任杨惠文为院党委副书记，陈化为院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张思齐调中国科学院工作。

1974年，军宣队撤离，由马旭代理党委书记和院革委会主任。同时，增派工宣队进驻。先后任工宣队负责人的刘心安、邢超，在驻校期内，也担任了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1975年6月24日，市委调薛伟民任我院党委书记、院革委会主任。同年12月，任命彭瑞骢为院革委会副主任。

至此，我院原院、系（部）、医院两级党政领导，在毛泽东、周恩来关怀下，均已获得“解放”，并分别参加了两级领导班子。大批专家教授、党政干部和教职工，也都“解放”，分配了一定工作。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他们的“解放”还留有这样那样的尾巴，工作分配也不尽合理，只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才获得彻底平反。

二、医学教育事业受到严重摧残

大批知识分子下放，削弱了师资队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院“停课闹革命”，业务工作处于停顿状态。广大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工作、学习的机会，给医学教育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1969年，落实“六?二六”指示，大批知识分子下放。据统计，仅下放到西北农村安家落户的教学、科研和医务人员就有600多人。他们大多下到基层卫生单位。有的脱离了业务岗位，改做其他工作。在业务岗位的，有的当了“赤脚医生”；有的由于专业不对口，不能发挥所长；有的则因条件限制，无法开展工作。致使他们的专业特长不能发挥作用；且荒废日久，知识得不到更新和提高，造成了人才的极大浪费，削弱了我院师资队伍，给我院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下放，也给广大知识分子的生活带来很多实际困难，损害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停止招生，人才培养出现断代 从1966年至1970年的五年内，我院没有招收本科生、研究生和进修生。按我院《三年规划》，五年中，少招本科生2250名、研究生250名、进修生500名。使我国医药卫生人才培养出现严重断代现象。我院教学、医疗、科研人员，整整缺了一代人，处于青黄不接状况，对我院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长期严重的不良影响。

在校师生，下厂下乡，搞教育革命探索，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院尚有医疗、卫生、口腔、药学四个系63、64、65三个年级的学生共1217人。由于“停课闹革命”，他们不再上课，也不做实验、实习。1969年，“复课闹革命”，则大搞教育革命探索。从1969年到1970年的一年时间内，我院先后分批组织四个系三个年级的1700多名师生，分别到北京郊区的密云、怀柔、顺义、昌平、通县、大兴、延庆等区县、石景山钢铁厂和河北省的安次、容城、武清、三河、定兴、涿鹿、怀来、承德、下花园等县，保定铸造机械厂以及山东新华药厂等共21个县市的农村、工厂，进行教育革命探索。同时，还派出了一支由114名师生组成的“新医药学教育革命探索队”，到河北省的承德、宽城、平泉等地农村、工厂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探索。

这些教育革命探索队，打乱原来教研组和学生班组的建制，按军队组织形式，师生混合编成连、排、班，连设正副连长、正副政治指导员，连以上设医教大队。各探索队均配备一定数量的医护人员，先后达250多人。

根据北京医学院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校学生进一步开展教育革命的初步意见》，探索队的主要任务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宣传贯彻光辉的《六?二六指示》，进行教育革命探索”。到农村、工厂的师生，主要是进行巡回医疗，防病治病，开展群众卫生运动，进行卫生情况调查，培养“赤脚医生”或“工人医生”。留在院内的学生，参加所在医院、系、部及机关的斗、批、改。至于业务学习，则以“学习临床各科为主，医学基础课和卫生专业某些防病知识，结合临床有关各科学习”。在学习中，强调“要立足于破、立足于改，在完全彻底为病人服务中学习”。

1970年暑假，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这四个专业三个年级的学生，都进行了毕业分配。

这三届学生，“文化大革命”前，除63级学了三年基础课外，65级仅学了一年，主要是一般基础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左”的错误的驱使，“停课闹革命”，失去了系统学习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机会。“复课闹革命”后，仅一年就分配了，时间本来就很少。更何况，在这一年时间内，他们主要是在农村和厂矿接受“再教育”，参加社会实践，进行卫生情况调查和基层卫生工作；而留在校内的很短的那点时间，又只是“结合临床各科学习”，是在“完全彻底为病人服务中学习”，并且要“立足于破、立足于改”，而极少课堂理论教学。这批学生的质量如何，就不难想象了。

工农兵学生“上、管、改”，遗害无穷 1970年，我院开始招收三年制工农兵学生。按照北京医学院革命委员会《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的规定，培养目标是：“遵照毛主席‘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伟大号召，培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革命服务的有防治理论又有实践经验的中西医结合的医药卫生人员。”

招生专业和学制：

医学专业 3年；

药学专业 2—2.5年；

医护班（护士进修为医生） 1年。

学习内容，“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的政治课；预防医疗、教学、科研、中西医相结合的专业课；以战备为中心的军事课。全部学员都要参加生产劳动”。

招生对象是：（1）政治思想好；（2）具有二年以上实践经验，25岁以下，相当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赤脚医生”、“工人医生”、“药工”、“药农”、“部队卫生员和其他基层卫生人员”。有发明创造的和少数民族的“赤脚医生”、“工人医生”，不受文化和年龄限制。同时招收劳动三年以上的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

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

1970年12月，由北京、河北、内蒙古、陕西、河南等省、市及解放军推荐的499名学生被批准为我院第一届（即71级）工农兵学生。

“大批大改”。工农兵学生在校期间，根据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和学生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指示和“四人帮”鼓吹的工农兵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谬论，大批所谓“老三段”、“三脱离”、“三中心”，改革所谓“旧的教学体制，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1975年，实行院、系合一，厂、系合一的体制，撤消了药学系的教研组建制，与药厂车间合一。卫生系与三院合并，基础课教师，政治课教师与专业结合，到医院、系“插队不落户”。

大搞开门办学。组织师生到农村、工厂，开门办学，开门办院，进行社队教学；参加社会实践，进行农村卫生情况调查；巡回医疗，防病治病，开展基层卫生工作；培养基层卫生人员。几年内，全院在北京郊区的顺义、密云、昌平、延庆、通县、门头沟、石景山及河北省的兴隆、隆尧、成安、武安、沙河、永年等十几个县区医院、公社卫生院及几十个生产大队，建立了一百多个开门办学点。医、卫、口三个专业的学生在三年内，校内、校外教学时间比例大体为1：1。校内讲课和讨论内容，以常、多、普疾病为主。据1975年上半年的统计，当时在社队进行开门办学的班次和学生人数，均占班次和学生总数的69％。在县医院和附属医院的学生，每天要参加半小时的卫生员劳动。药学系的学生则在校办药厂和山东新华制药厂半工半读。三年内，学生还要参加学工（四周）、学军（五周）、学农（由四周改为九周）、人防建设劳动（四周）。

1974年，首届工农兵学生毕业。至1979年，全院六届工农兵学生共3084人全部按期毕业，分配工作。

绝大多数质量不符合要求。这六届工农兵学生，入学前文化程度低（大多为初中程度），且参差不齐（如71届学生，最低者为初小四年级，最高为高中）；学制短；入学后，政治活动、劳动、社会实践过多，业务学习时间少，基础理论知识更是缺乏。他们之中，固然有个别原基础较好，个人刻苦努力，经过培养，成绩比较突出，有所建树的人，但大多数都不够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的质量标准。粉碎“四人帮”后，我院曾对留校的工农兵学生进行过“回炉”，但终因先天不足，入学后又“营养不良”，许多人仍不能胜任教学、医疗工作，不得不改行或在基层医疗卫生单位工作。

从1974年开始，我院恢复招收外国留学生。至1976年，我院共有21个国家的36名留学生。

1970年起，还先后举办过多种短训班、进修班、医护班及护技中专班等数十个，学生多达几千人。学习期限，一般为七、八个月，最短的一、两个月，最长一至二年。这些短训班、进修班，由于学员原来的文化基础差；入校后，又缺乏基本的理论教育和严格的正规技术训练；走上工作岗位后，多因业务质量太差，不仅当时不能胜任本职工作，至今仍不能完全适应正规化要求，给工作带来了损失。

“社来社去”班。1975年、1976年两年间，我院还在密云、昌平、延庆三个县开办了两届“社来社去”班。学制两年。学生由各公社选派，不转户口，不带正式粮油关系，毕业后回原地工作。两届学生共419人。粉碎“四人帮”后停办。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前五年中断招生，后五年虽恢复招生，但绝大多数不符合高等医药院校毕业生的要求。因此，这十年中，我院基本上没有为国家培养合格的高级医药卫生人才。我院教学、医疗、科研队伍也得不到补充，发生严重断代现象，无法形成合理梯队，给工作的开展和学校建设带来了严重损失。特别是“四人帮”鼓吹工农兵学生“上、管、改”，“教师被置于受改造的地位，很难在教学中发挥主导作用，正常的师生关系和教学秩序被打乱”（《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446页）。教师不敢严格要求和教育学生，它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在今天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仍能感觉到。

三、医疗工作在因难的条件下进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医院党政领导，或者被打倒，或者靠边站。不少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被剥夺了从事医疗工作的权利。“造反派”之间，忙于打派仗。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管、卡、压”而停止执行。医院处于无人负责的混乱状态。日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医疗质量下降。面对这种情况，广大干部和医务人员，本着为病人负责的精神，顶住压力，排除干扰，自觉维护医院秩序和医疗制度，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岗位，坚持门诊和病房医护工作，使医疗工作得以进行。

1969年，继1966年平安医院下放甘肃之后，第四附属医院南迁湖北。各附属医院门诊和病房压力加大。这时，又有大批医务人员下放、下乡、下厂，院内医务人员急剧减少。病人挂号、看病、化验、取药排队现象突出。针对这种情况，各院积极采取简化手续，挖掘潜力，增加第一线力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开展以医院为中心的群防群治工作等措施，缩短挂号、候诊、取药排队时间，缓解了病人多、医务人员少的矛盾。又通过科主任定期参加门诊，高年医师检查门诊医疗质量，对疑难病症及多次复诊病人组织会诊，开设专业门诊以及加强病房管理，坚持主任查房，健全规章制度等办法，不断提高医疗质量。

经过广大医务工作者的努力，扩大了门诊，增加了病床，医疗质量也有所提高。以1974年为例，各医院门诊量达到1945391人次，比1973年增加了11.6％，病床由1972年的1787张增加到1900张，收治住院病人25073人，比1973年增加3.8％。有的科室开办了家庭病房。三院精神科原来在两个公社开设家庭病床120张，1974年增加到四个公社共240张病床。一院检验科创造了镜检、生化、细菌等19个项目的新型化验法，使工效提高几倍乃至几十倍，成本也低。口腔矫形科护、技老、中、青三结合，采用新法捏牙，仅用8天，就完成了6个月积压下的600件活。人民医院妇产科在人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普查宫颈癌达7000人，等于前四年总和的两倍。

千方百计，抢救病人 广大医务人员发扬救死扶伤精神，想方设法，抢救病人，使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三院外科在其它科室支持下，医护紧密合作，日夜奋战，抢救了一个因电击伤临床死亡达十一分半钟，自动心跳停止93分钟的病人。

一院抢救大面积烧伤病人王世芬获得成功，更是创造了一个奇迹。王世芬是北京礼花厂的青年女工，1968年11月在一次意外的化学药物爆炸事故中，为抢救国家财产，被严重烧伤，面积达98％，其中三度烧伤面积达88％，并合并严重的呼吸道烧伤。入院时，呈休克状态，大部分皮肤被烧焦呈皮革状，两手干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具体指导下，一院组织了以外科为主的抢救小组，他们日夜守护在病人床边，密切观察，精心治疗，使病人安全地闯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伤后60天，全身三度创面基本愈合，使她脱离了危险期。经过抢救小组长期不懈的努力，至1972年10月，王世芬一般情况良好。体温、脉搏正常，食欲恢复到伤前状况。体重也由伤后的63市斤增加到100市斤。日渐适应环境气温的变化，能自行上、下楼。能用假肢书写学习笔记，字迹清楚整齐。并经常参加党、团大型会议和节日活动。

开展中西医综合治疗 各医院积极贯彻中西医结合方针，建立了中西医结合的门诊和病房，在一部分常、多、普疾病防治中，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针麻手术率逐年提高。一院还集中西学中的力量，成立了中医科，建立了实验室和病房。

1975年，广大医务人员响应中央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号召。努力提高门诊效率。如口腔内科从每天门诊50个号增加到60个，口腔矫形科带牙由原来的三至四周缩短为两周。全院病床已由1900张增加到1979张。三院精神科开办的家庭病床由240张增加到480张。

派遣医疗队支援边疆 云南医疗队：1971年6月，我院开始派遣第一支医疗队赴云南西双版纳州，为当地人民防病治病。以后每年轮换一次。每批30多人，包括内、外、妇、儿、口腔等主要科室的医、护、技人员。1975年第五批医疗队还有即将毕业的工农兵学生参加。

医疗队根据周恩来总理对医疗队的六项指示，在当地政府的领导，特别是卫生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以灭疟为主的群防群治工作，如疟疾普查，预防投药，治疗，病情、病史及流行因素的调查研究；宣传和组织群众开展群众卫生运动；帮助当地卫生部门建立健全防治和管理制度；培养基层卫生人员以及其它疾病的防治等。队员们爬山涉水，餐风宿雨，克服了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多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据1974年统计，1971年到1974年的四批医疗队，为当地人民治病达221010人次，做各种手术8278人次，口腔修复15525人，抢救重危病人615例，培训大队医和保健员1387人，培训专业医务人员和卫生技术人员426人。医疗队员们不仅以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较好的医疗技术，赢得了当地人民的欢迎和信任，还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阿里医疗队：1975年，卫生部组织赴西藏阿里地区医疗队。我院有包括基础、药学、口腔及临床各科的教师、医师和护技人员参加。主要任务是：协助地区开办卫生学校和地区医院开展医疗工作。

5月6日，我院首批11名队员由北京出发，行程13000里，于6月2日到达目的地——狮泉河。1977年，第二期队员前往接替。两年中，队员们在十分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协助当地开办了第一所卫生学校，兢兢业业，为兄弟民族培养自己的卫生人员。他们还和当地医务人员一起，攀山越岭，走家串户，热情、耐心地为藏胞防病治病。有的队员因学骑马捧坏了腰，有的患了严重的高山反应症，但他们毫不畏缩，战胜了生活上、工作上的种种困难，胜利完成了任务。此外，我院还派遣了多种短期医疗队，如唐山抗震救灾医疗队等几十批赴各地服务，人员近1000人。

四、科学研究几乎停顿

由于“左”的干扰和“四人帮”的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最初几年，科研工作处于停顿状态。1971年，周恩来总理主持工作，全国工作出现转机，我院科研工作才有所开展。至1975年全院开展了包括针麻、肿瘤、气管炎、计划生育等重点项目在内的约20个科研项目的研究。经过科研人员的努力，有的项目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关于针麻原理的研究，在针刺镇痛和电生理方面，有一些进展。气管炎防治，对灵芝的药理作用做了较系统的观察，证明了灵芝对镇静、解痉、强心保肝、耐缺氧等的药理作用，并发表了论文。计划生育方面，对中草药雪莲花的实验研究，证明对小鼠、大鼠、兔都有抗早孕作用。人民医院关于乙型肝炎疫苗的研制工作，进展顺利，1975年7月已制成第一批疫苗。对胡椒碱抗癫痫的药理作用进行了观察，效果肯定，并试制成功了抗癫痫新药——抗痫灵。人体食管癌细胞培养，已初步完成建株工作。一院抗菌素研究室，人民医院血液组的工作都取得进展，完成了多篇论文。一院放射科还试制成功干板显影技术。

1972年，经北京市革委会批准，成立了北京市肿瘤研究所，隶属一院。后独立建所，由我院代管。同时，逐步恢复了原有的研究所、室。

五、后勤保障，困难重重

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十七年期间后勤职工上门为教学、医疗、科研第一线服务，指责为“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而遭到批判，造成了后勤职工思想上的混乱。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我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间，我院几乎没有购置什么先进的大型设备。以1975年为例，北京市卫生局下达给我院的预算指标为147.4万元，其中大型设备购置费11.1万元，分配到各院、系，则是寥寥无几了。外文书刊，更是禁止进口。

“复课闹革命”后，大搞开门办学，教学基地分散，师生的住、吃、交通乃至床板、马札，需求量大，经费又少，真是困难重重。广大后勤职工，克服思想上及人力和财力上的种种困难，做出了很大努力，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一些具体负责开门办学后勤工作的职工，更是风尘仆仆，四处奔波、联系、求援。几年中，他们的足迹，遍及我院设在北京郊区及河北省的一百多个教学点。

校内用房，更是十分紧张。十年间，除1976年北京市卫生局下达过1500平方米环境毒理实验室（专项）基建任务外，院本部没有兴建过业务用房。各附属医院只有一院于1976年有新门诊基建任务，其他医院均未增加业务用房。

职工住宅尤其困难。据1974年调查，全院职工无房、等房结婚和住房困难者达1000户。虽然院本部于1974年建成了4000平方米职工家属宿舍，但对于诸多缺房者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各附属医院，除人民医院有4000平方米任务外，其他医院均无家属宿舍基建指标。而人民医院的4，000平方米宿舍，院本部的毒理楼，一院新门诊楼，都是粉碎“四人帮”后才竣工的。

1969年，林彪下达一号手令，我院大批职工举家下放江西落户，许多职工将原在北京市内租住房屋退掉了。后来落实政策，下放职工先后返校，因原住房已退，只好挤住学生宿舍。恢复招生后，这些学生宿舍无法腾出，学生住房十分拥挤，至今尚未完全缓解。

六、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和“反复辟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场内乱，给我院带来了深重灾难，严重地阻碍了我院的发展，使我国医学教育事业蒙受了重大损失。

对这场“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对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我院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曾以各种方式表示不满，进行过斗争和抵制。“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广大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就产生了怀疑。随着运动的发展，“左”的错误日益显露出来，广大干部和师生公开或私下表示了疑虑、不满和批评。不少原来“积极”的人，也成了“逍遥派”，进行消极抵制。“四人帮”抛出的“两个估计”，遭到了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反对。1971年，周总理主持中央工作，着手解决教育工作中的混乱现象。我院广大干部和教师，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贯彻周总理指示。一些参与我院业务管理工作的干部和教师，还对“四人帮”搞的“教学改革”和工农兵大学生“上、管、改”，进行过尖锐批评。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中央发出了13号文件，我院广大干部，认真贯彻文件精神，积极开展工作，各方面都有起色。但是，“四人帮”将这些纠正“左”的错误，积极发展国民经济和教育事业的措施，污蔑为“复辟回潮”、“右倾翻案”，于1974年、1976年先后掀起了“反复辟回潮”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这两次运动中，我院广大坚持正确立场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了批判，正确的意见被扼杀，“左”的错误路线又占居统治地位，直至“四人帮”被粉碎。

（摘编自《北京医科大学的八十年》）

本文转载自医学部两办《信息周刊》2007年第十六期